夏朝，作为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，在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尚书》等先秦典籍中均有描述，西汉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也清晰地记载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。

然而，在20世纪初，受西方治学方法影响而兴起的“疑古派”，将“大禹治水”等历史事件归结为传说，夏朝存在的真实性一时间变得扑朔迷离，千年来人们对中华文明渊源的固有认识，被打乱了。

为了证实夏朝的存在，更为了不让中华数千年历史成为“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”，考古学家踏上了寻找夏都的征程。

1959年，71岁高龄的徐旭生离开北京，率队深入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——豫西，在这片广袤大地上开始了对“夏墟”的密集考古调查。他们手握铁铲，一铲一铲地翻阅着古老文明留下的“无字天书”。在20余处遗址中，他们发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二里头遗址。

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，这个沉睡3000多年的都城遗址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，带给世人无尽的惊喜。碳-14测年、文献记载、考古地层学的综合研究，让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主体的部分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。

三代考古人在长达65年的探索中，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夏代文物。夏王朝，从缥缈的传说中具化为真实的、可触碰的历史。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夏朝后期的都城，这是对夏王朝历史真实性的有力证明。

2019年10月，随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，“最早的中国”——夏王朝，走进了世人的视野。在博物馆大厅中一面看似不起眼的墙上，夏代器物残片被平整嵌入，游览者得以亲手触摸，感受这来自三千多年前夏朝先民之手的温度。

中国最早的“紫禁城”、中国最早的“井”字形城市主干道网、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、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、中国最早的官营作坊区……这些“中国之最”，无不显示出威仪四方的华夏最早的“王朝气象”，将中华文明史不断向前溯源。

目前，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都城的范围及祭祀区、宫殿区、作坊区等遗迹分布。

▲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建筑模型，堪称中国宫殿建筑的肇始。

网格纹铜鼎、乳钉纹铜爵、龙形玉璋……一件件国家级文物，吸引游客驻足观赏。

“王权国家的首都，由于地理位置居中，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，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文化磁场。”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道。

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，更是博物馆“吸睛”所在。这件在烈火中范铸的贵金属青铜镶嵌着本土崇尚的宝玉绿松石，它的问世代表着“金玉共振”的气派，拉开了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大幕。

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，是天下交通的中枢，向东由黄河、古济水、淮河可达黄河下游，向西可达关中甚至更西的地区，向北可达燕山南北乃至鄂尔多斯和内蒙古中南部，向南可经颍河和汝河进入淮河水系，进而到达长江下游。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，使二里头出土文物也呈现“海纳百川”的多元特色。

从带有福建地区马岭文化印记的象鼻盉，到受到上海地区马桥文化影响的鸭形鼎，再到一件绿松石龙形器旁被证实来自遥远印度洋的子安贝（海贝）……这些文物的发现，清晰呈现了3800年前那个散发着强大文化辐射力的赫赫夏都。

考古专家曾指出，二里头文化正是中华民族从“多元”走向“一体”的金玉共振节点。从万邦林立的“满天星斗”到统一王国时代的“月明星稀”，二里头就是那最皎洁的“月亮”。它不仅开启了商周王朝的序幕，更一同构成了早期华夏文明主流，确立了华夏文明的基本特征。

自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开放以来，已迎接超过500万人次的访客。

“如何让一件件已经退出人类生活舞台并深藏于博物馆库房的文物‘活起来’，使其重新释放光辉，发挥时代价值，是我们近年来不断思考的问题。”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信息部表达了他们的使命。

博物馆自开放伊始，便投身于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宣传与普及。在展览陈列、数字展示、学术研究、教育研学以及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，博物馆团队不懈地努力着。

博物馆不仅为每件文物制作了“电子身份证”，随时点击查看高清图文信息，还利用现代科技，让那些曾经沉寂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文化变得“看得见、听得到、摸得着”。

在博物馆的二楼，以“‘最早中国’探寻之旅”为主题的数字馆为游客呈现了一次穿越时空的体验。一步入序厅，三折幕上的影像便扑面而来，把人们带回了3800多年前的辉煌岁月。

“赫赫夏都”展示区更是将天花板、地面和四面屏幕融为一体，37台投影机共同营造出一个沉浸式的三维影像空间。夏王朝的辉煌历史在眼前一幕幕上演，无论是征战时的恢宏气势，还是夏王车辇仪仗的盛大威武，亦或是王室仪典的不凡气派，都令人恍若身临夏都之中。

展望未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认为，在加强对发掘资料的研究、阐释成果的发表和转化利用的基础上，还需要进一步做好传播工作，“宣传好二里头的内涵和价值，为民众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滋养。”